【党史铸魂】湖湘潮百年颂 ⑭丨遵义会议：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

发布时间：

2021-06-23 11: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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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会议

遵义会议结束了“左”倾路线错误，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，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，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

从建党到开国，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，时空坐标的中点落在1935年的遵义。遵义——伟大的历史转折地，因一次会议，戴上中国革命圣地的光环，而此后的14年，中国革命昂首阔步，走向胜利。
1935年1月初的黔北，寒气袭人，红军攻克了素有“黔北锁钥”之称的遵义城。在这里，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。这时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商议，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，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，提议得到了同意。
此时，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，只能从零星情报中，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。
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：“有先生有好处，也有坏处；不要先生，自己读书、自己写字、自己想问题，这也是一条真理。”正是这个时机，中国共产党开始“没有先生、自己读书写字”，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。
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（原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），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，青瓦灰墙，上下两层均有回廊。1935年1月，红军进占遵义后，这座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，也成为了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。
二楼东侧长方形的客厅，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，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椅子围成一圈，如今陈设如初，再现86年前伟大的历史瞬间。
1935年1月15日，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、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，围坐在此，共商大计。
会议的主题是检讨在五次反“围剿”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。
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，遵义会议连开3天。
首先博古作主报告，他把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。
周恩来作副报告，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。随后，张闻天作“反报告”，击中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要害。张闻天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：拱手让权于李德，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，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。
毛泽东随后发言，对博古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。他指出：“这个错误，在整个战争中，归纳起来，表现在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，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，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”
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，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，还牺牲了很多人命，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，“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”王稼祥的发言明确表示，取消李德、博古的军事指挥权，解散“三人团”，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
1月17日晚，会议作出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，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“三人团”等决议。
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，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。
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，迈开铁脚板，忽东忽西，“四渡赤水”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，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。1935年5月，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，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。

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，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。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伟大，核心要义正基于此，正如毛泽东所说：“我们认识中国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，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。”体现着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旧熠熠生辉，不但照亮了中国过去的革命道路，也指引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。

王稼祥：“关键一票”的关键作用
“客观地讲，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，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。”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。也就是说，王稼祥这“关键一票”，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队伍艰难进行在湖南与贵州的绵延山路间。
此时，几个月疟疾的折磨，加上对前途忧心忡忡，毛泽东身体非常虚弱，躺在担架上。王稼祥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身负重伤，也一直躺在担架上。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。一路上，毛泽东和王稼祥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，并取得一致意见，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，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。随后，毛泽东与王稼祥、张闻天反复酝酿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筹备。
遵义会议中，在毛泽东长篇发言后，躺在藤椅上、发着高烧的王稼祥也坐直身子发言，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。
多年后，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：“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，并指出了博古、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，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，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，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，为毛泽东投出‘关键一票’。”